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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8年12月10日 09:11:03

價格波動中現平穩

——四川物價運行回眸
□ 康輝/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在經歷了通脹、通縮的大起大落后,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居民消費價格(CPI)呈現出運行平穩,溫和上漲的新常態。四川居民消費價格變動與全國運行態勢基本一致,從改革開放至今大體可以分七個主要時期。
    價格改革試水期(1979-1984年)
    引入市場機制市場物價相對穩定
    1979年,根據“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價格改革破冰。從1979年大幅度提高28種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到1984年全部放開小商品和集市貿易商品價格。這一時期對價格管理體制做出了一些探索,但改革的步子邁得還不大,主要是“調放結合、以調為主”。這一時期國家對商品實行計劃、憑票、限量供應,以及居民的貨幣支付能力不強,短缺經濟所形成的市場供求矛盾對市場物價的影響還比較有限。除1979年、1980年由于農副產品收購價大幅提高,價格指數漲幅較大外,1981-1984年價格指數漲幅都不大。
    價格改革全面展開時期(1985-1989年)
    出現改革以來第一次物價高峰
    1984年10月,根據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我國價格改革全面展開,由“調放結合,以調為主”轉入了“以放為主”。這一時期由于價格改革在價格管理和價格結構兩個方面全面展開,形成了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市場調節價三種價格并存的格局,基本完成了政府定價向市場定價的過渡。全面放開價格有效活躍了市場,給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但社會總供需不平衡,也帶來了通脹壓力,1985年四川CPI上漲7.6%。在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宏觀調控后,漲幅回落。
    由于采取了“一刀切”的緊縮政策,國民經濟面臨困境,1986年3月重新開始“雙松”的政策,使供求矛盾加劇和價格水平過快上漲的局面再次出現。中央為理順價格機制,提出“價格并軌”和“價格闖關”的政策。由于我國尚處于短缺經濟中,實行“價格并軌”誘發了城鄉居民價格上漲的心理預期,最終演變成“搶購風”,市場出現了急劇的通脹。為穩定市場物價,價格改革轉入調整期,但由于調控效力難以立竿見影。
    治理整頓時期(1990-1991年)
    抑制通脹價格漲幅迅速回落
    面對巨大的通脹壓力,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治理整頓”的方針,把控物價放在首位,從“以放為主,調放結合”逐步轉向“抑制通賬,調控結合”。一方面國家采取了緊縮銀根、財政支出;控制投資規模,狠抓生產,整頓流通、改善供應等,為穩定物價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審時度勢的調整了部分商品的價格結構和比價關系。
    隨著價格改革的不斷深人,中央、地方管理的商品逐步地、較大幅度地減少,市場調節的比重不斷擴大,使商品在市場上初步形成合理的價格運行機制,物價上漲過快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1990年四川CPI上漲3.8%,漲幅較上年大幅收窄16個百分點,到1991年物價形勢繼續好轉,CPI只上漲了3.0%。
    深化價格改革時期(1992-1997年)
    出現第二次物價高峰
    隨著改革的深入,價格管理體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定價商品范圍大大縮小,絕大部分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以市場定價為主的價格機制已初步確定。這一時期全國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的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到1993年進一步發展為投資膨脹的過程中,四川也出現了經濟過熱導致的生產資料價格高漲。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消費需求迅速膨脹,使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物價再次明顯上漲。1993-1995年四川CPI分別上漲16.8%、24.6%和18.5%。為治理嚴重的通脹,從1995年開始,我國加大了宏觀調控力度,到1997年全國經濟順利實現“軟著陸”,四川物價也隨之平穩回落,到1997年進一步回落至5.1%。
    通貨緊縮時期(1998-2002年)
    內外環境變化引發通縮
    1998年5月1日,《價格法》的正式實施標志著我國的價格改革逐步走上法制化軌道,價格體制趨于完善。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業連年豐收,市場商品供應充足,商品短缺狀況得到有效緩解,市場供求平衡使價格變化趨于穩定,物價告別了兩位數上漲時代。價格改革重心也從直接制定、調整具體商品和服務價格為主,轉移到研究制定價格政策、法律規章制度、宏觀調控措施,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價格秩序上來。這一時期內外宏觀經濟環境也出現了巨大變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下滑,國內消費不振的雙重沖擊下,四川1998年4月至2000年4月,2001年11月至2002年12月,CPI持續負增長,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經濟增速也出現了明顯下滑。
    結構性價格波動周期(2003-2011年)
    外部環境影響加大結構性上漲明顯
    進入新世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加入WTO,標志著我國經濟逐步國際化,外部經濟波動的影響日益加深。這一時期影響物價波動的因素更多,更復雜,物價上漲的表現也與以往不同。在此期間的三次上漲,都是發生在總需求和總供給處于基本平衡的背景下的。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兩次通脹相比,只有食品類價格大幅上漲,工業品、服務項目價格沒有出現顯著上漲,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上漲特征。同時影響物價波動的因素復雜化,不再是單純的需求拉動或供不應求造成的。這一時期又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03-2004年,第二階段2007-2008年,第三階段2010-2011年。回顧這一時期的三次上漲,成因不盡相同,相同的是,由于農業生產發展的相對落后,供求不平衡以及供應瓶頸的存在造就了物價的結構性上漲。
    經濟增速換檔期(2012-2017年)
    經濟進入新時代物價進入新常態
    2012年國家為了控制物價過快上漲,出臺了一系列緊縮政策,同時受政策影響煙酒、餐飲等行業增速明顯放緩,國內經濟下行壓力顯現。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過去粗放性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經濟正由過去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隨著經濟增速換擋,我國經濟呈現中高速增長的L型走勢,持續運行在合理區間內。
    2012-2017年,四川居民消費價格連續六年漲幅低于3%的調控目標,其中2014-2017年漲幅都在2%以內,且高低僅相差0.5百分點,是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物價運行最為平穩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物價總水平平穩運行,反映了經濟發展新常態。而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利用物價運行相對平穩的時間窗口,多項資源性產品、壟斷行業價格改革逐步推進,由于時機恰當,方案審慎,相關價格改革未對居民消費價格形成明顯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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